接下来大半个上午，五个人就这八条建议逐条展开讨论。

P的话最多，说到激动处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但今天他没有摔茶杯，只是在走到窗边时会停下来看看外面的天，然后又走回来坐下。

院长话最少，但每次开口都切中要害，他不是在挑毛病，而是在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上反复推敲。

叶总不动声色地把各个方案的利弊都列在纸上，他的那张纸已经写满了正反两面的小字，有些地方划了线，有些地方画了圈，层级分明。

聂总则反复权衡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军队和地方的关系、蒙人和汉人的关系、老根据地和新收复区的关系。

一个上午下来，除了第七条的具体实施节奏还需要根据蒙古当地的情况再做调整，以及第八条的补充细节还需要和刘湘本人商量，其余各项都基本达成了共识。

“行了。”P起来，把茶杯往桌上一顿，“咱们在这儿争了一上午，最后拍板的还是一号。等着吧，看延安怎么回。”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不像昨晚那么焦躁了，更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在下达完作战命令之后的笃定。

会议散了之后，卢润东回到自己的屋子，又看了一遍八条建议。

聂总提的那两条，他也觉得应该加到方案里——不是因为客气，是因为确实说得对。

蒙古的土改不能一刀切，川军的基层干部缺口必须优先补。

他拿起笔，在电报稿纸的空白处加了几行字：蒙古土改分三批推进，首批试点由阎锡山负责摸底；川军刘湘部基层军官缺口由大同训练中心优先补充，陕北学员首批调拨名单已拟。然后叫来宋老驴，让他把这几条补充要点用电报发给陕西。

做完这些，他走到窗前。院子里的老枣树在午后的阳光下纹丝不动，叶子被晒得打了卷。

城墙上的哨兵正在换岗，口令声短促而清晰。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桌前，继续看前线发来的战报。电报回复还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