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看着董允报上来的寥寥无几的再嫁申请和各地反馈的消极抵触报告，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儒家伦理和世俗观念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强大惯性。这不是发钱发粮就能解决的，这触及了社会最基础的伦理结构和价值观。

靠……忘了这茬了。封建礼教吃人啊……这玩意儿真不是一纸政令能掰过来的。是我太天真了。

他召来董允，疲惫地揉了揉眉心：“休昭，关于寡妇再嫁之令……暂缓执行。各地若有自愿者，依例给予贺礼，官府协助，但绝不可强迫，亦不得以此考核地方官吏。”

“那……宣传教化之事？”董允问道。

“教化……” 诸葛亮叹了口气，“潜移默化吧。让各州郡学官，在讲授经义时，可稍加引导，强调《周礼》中亦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古制，繁衍子嗣亦是孝道。再让说书人、戏班子，多编演一些……嗯……寡妇贤良，抚育孤子成才，或得遇良人、重组家庭美满的故事。慢慢来，不急。”

他知道，这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需要经济基础、文化教育的整体提升，才能逐渐改变观念。强推，只会适得其反。

相比于观念之争，治理弃婴，尤其是女婴问题，更像是一场艰苦的“治安战”。

政策同样严厉：重罚溺婴弃婴者，鼓励举报，设“慈幼庄”收养。

然而，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现在可没有摄像头，也没有完善的基层管理体系，乡亭制度虽在，但难以覆盖所有角落。和现在到处都是派出所和摄像头的时代大不相同。在荒郊野外、深夜时分丢弃婴儿，几乎无法追踪。

即便发现弃婴，也很难找到其父母。邻里往往知情，但因宗族观念或惧怕报复，不愿出面作证。

即便偶尔抓到现行，面对哭天抢地、声称“实在养不活”的贫苦父母，执法官吏也常常难以痛下杀手，最终往往从轻发落，难以形成有效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