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坊派出所，所长办公室。

“砰！”

一只厚重的搪瓷缸子被狠狠地砸在桌上，滚烫的茶水溅出来，烫得桌上的报纸都起了皱。

“欺人太甚！简直是欺人太甚！”

赵大方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在不算宽敞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粗重的喘息声和地板被他踩得“嘎吱”作响的声音，搅得满屋子烟气都跟着翻腾。

他一把扯开警服的风纪扣，通红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压抑不住的怒火。

“我审了半辈子案子，从战场上抓舌头到解放后抓特务，什么样的滚刀肉没见过？可我他妈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这么无法无天的！”

整整一上午的审讯，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仅没让对方吐露半个字，反而被那团软棉花弹回来，把自己憋出了一肚子内伤。

王伟民从被“请”进审讯室的那一刻起，就没表现出半分寻常嫌疑人该有的慌乱。

他坐在椅子上，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被冤枉的、恰到好处的委屈。

无论赵大方怎么拍桌子、怎么诈唬，他都矢口否认。

“不认识，没见过，不知道。”

这九个字，就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挡住了所有的审讯突破口。

当赵大方把尤有成指控他雇凶伤人、入室威胁的事情和盘托出时，王伟民更是表现出了一个国家干部应有的“愤怒”和“震惊”。

他甚至反客为主，逻辑清晰地倒打一耙。

“赵所长，我理解你们办案心切，但也不能听信一个无赖的片面之词，就来冤枉一个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同志吧？”

“那个尤有成，原本是我们街道利民厂的采购员，当初我们刚来街道工作的时候，因为轻信了他的挑唆，这才使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把原来的郑厂长和沈顾问调离，这才导致了利民厂的生产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发现了错误，正想做出补救措施。由此也要将已经升任仓库主管的尤有成同志，重新调任到生产第一线工作。他因此怀恨在心，蓄意报复，这在动机上是完全说得通的！”

“至于他身上的伤……”王伟民推了推眼镜，言辞恳切，表情无辜到了极点，“我承认，我今天早上确实见过他。他拦住我的路，说只要我肯把他调回仓库继续担任主管，再给他一百块钱的‘精神损失费’，不然他就要去告我。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敲诈勒索吗？”

“我当场就严词拒绝了！没想到他竟然恼羞成怒，说要让我后悔，然后……然后就自己冲出去，一头撞在了路边的电线杆上！赵所长，同志们，我才是受害者啊！我要求组织给我一个清白！我还要告他尤有成敲诈勒索、恶意诬告！”

这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声情并茂，把一个被地痞无赖讹上的清白干部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如果不是亲眼见过尤有成那发自肺腑的恐惧，如果不是郑秀家里那明晃晃的三把匕首，赵大方自己都差点信了。

“小赵，坐下喝口水，消消火。”

坐在办公桌后的是所长杨卫国，一个年过五十、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老公安。

他慢悠悠地给自己续上茶水，吹了吹上面漂浮的茶叶末，浑浊但深邃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绪。

“你就是这个脾气，一遇到这种油盐不进的就上头。案子不是靠发火就能办的。”

另一边，三十多岁的指导员冯建军也跟着劝道：“杨所说的对。老赵，从程序上来说，我们确实站不住脚。王伟民是街道办的副主任，是国家干部。我们现在手里，除了尤有成的一面之词，什么直接证据都没有。就这么扣押他一上午，已经很勉强了。”

赵大方一屁股坐回椅子上，端起缸子“咕咚咕咚”灌了大半口，才把心头那股邪火压下去一些。

“证据？尤有成那张脸不是证据吗？郑秀家里那三把匕首不是证据吗？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还不够清楚吗？”他重重地把缸子放下，发出“当”的一声闷响。

杨所长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小赵，你我都清楚，这些都只是旁证，形不成完整的证据链。王伟民说尤有成的伤是自己撞的，我们没有反驳的证据。郑秀家的案子，更是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王伟民的影子。我们总不能凭猜测和推理就给一个国家干部定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