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末，吴普同全天都待在医院。下午，阳光透过窗户，在病房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吴小梅难得地没有睡觉，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躁，只是安静地靠在床头。吴普同打来温水，用毛巾仔细地给她擦脸和手。

动作间，吴小梅的目光似乎短暂地聚焦在了吴普同的脸上，非常短暂，像风中即将熄灭的火星。她的嘴唇嚅动了一下，发出一个极其微弱、几乎听不清的音节：“……哥……”

吴普同的动作瞬间僵住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又猛地松开。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猛地抬头，紧紧盯着妹妹的眼睛：“小梅？你……你叫我？”

然而，那点微光很快又熄灭了。吴小梅的眼神重新变得涣散，恢复了之前的茫然，仿佛刚才那一声只是幻觉，或者是不受控制溜出唇边的无意识音节。

但吴普同确信他听到了。那一刻，巨大的酸楚和微小的希望同时涌上心头，让他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转过头，掩饰性地继续着手上的动作，声音却有些哽咽：“没事，小梅，哥在呢，哥在呢……”

坐在旁边的李秀云也听到了那一声，她用手死死捂住嘴，眼泪无声地滑落。连一直沉默的吴建军，也别过头去，用力眨了眨眼睛。

这短暂的一瞬，像黑暗隧道尽头闪过的一丝微光，虽然微弱，却足以支撑他们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它证明小梅的意识深处，依然保留着对亲人的感知，她并非完全迷失。

半个月的住院时间，在焦虑、期盼、失望与微茫希望的交替中，缓慢而坚定地流逝着。吴普同穿梭于校园和医院之间，感觉自己迅速成熟起来。他不再是那个只需埋头读书、对未来怀着简单憧憬的大学生。家庭的重量，责任的实感，从未如此清晰地压在他的肩头。他目睹了父母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日渐憔悴，也亲眼看到了疾病如何残酷地剥夺一个人的清明。他深知，妹妹未来的路还很长，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照顾，而这个家庭的经济和精神承受力，都已接近极限。

这半个月，他很少去自习室，笔记靠借同学的来抄，课余时间几乎都耗在了医院。他感到学业上有些吃力，但与妹妹和家庭面临的困境相比，那些暂时落后的课程似乎都变得不那么紧迫了。他深刻地体会到，有些课堂，不在明亮的教室，而在充满药水味的病房；有些责任，重于书本上的公式定理。

半个月后，经过评估，医生认为吴小梅的急性症状已经得到基本控制，情绪趋于稳定，幻觉和妄想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可以出院进行后续的康复治疗了。但医生也严肃地告诫他们，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出院不代表痊愈，必须坚持按时、按量服药，定期回医院复诊，绝对不能擅自停药，否则极易复发，而且每次复发都可能加重病情。

出院那天，天空有些阴沉。吴小梅穿着干净的衣服，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里那种骇人的惊恐已经消退了不少，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默和反应迟钝，但至少能听从简单的指令，也能自己进行一些基本的活动了。

吴普同帮着父母办理出院手续，拿着医生开具的长长的服药说明和注意事项，以及一大包需要带回家继续服用的药物。那些白色、黄色的小药片和小胶囊，在吴普同看来，沉重无比，它们是维系妹妹现状的希望，也预示着未来漫长而艰辛的守护之路。

看着父母带着妹妹坐上返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吴普同站在车站，久久没有离去。汽车卷起的尘土渐渐散去，他的心却依然沉甸甸地挂在那辆远去的车上。他知道，家庭的命运已经改变，而他的肩上，从此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象牙塔的光，依然吸引着他，但光影之下，现实的阴影已然如此清晰而深刻。他转身，再次融入了保定城的人流，脚步却比来时更加坚定，也更加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