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温箱。”他吐出三个字，声音依旧低沉，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明儿个，去试试。”

第二天，天还没亮透，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吴建军已经把那辆永久二八推到了院子里。他把那个自制的、笨重的保温箱用几根结实的麻绳，横着牢牢地捆在了自行车的后衣架上。箱子很大，几乎把整个后衣架都盖住了。他又从屋里拿出一个同样捆扎得结结实实的白色大泡沫箱（这个应该是从镇上冷库批发冰糕时专用的保温箱），小心翼翼地放进自制的大箱子里。然后，他掀开盖子，从堂屋端出一个沉甸甸的大号铝盆，里面是半盆碎冰块，哗啦一声倒进了大泡沫箱与自制保温箱之间的空隙里。冰块撞击着泡沫板，发出清脆的声响。最后，他才把那个装着冰糕的小泡沫箱稳稳地放在碎冰中间，盖紧自制保温箱厚重的盖子。

做完这一切，吴建军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看了看天色，又回屋拿出一个掉了漆的军绿色铝水壶，灌满凉白开，挂在车把上。再揣上两个昨晚剩下的凉窝头，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车把前的网兜里。他拍了拍后衣架上那个巨大的、有些滑稽的保温箱，像是在确认它的稳固。

“我走了。”他对闻声起来的李秀云说了一句，声音平静。

李秀云看着丈夫推着那辆被巨大箱子压得后轮都有些瘪的自行车走出院门，高大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里显得有些佝偻。她张了张嘴，最终只轻轻叹了口气。

吴普同站在屋门口，看着父亲消失在村口被晨雾笼罩的小路上。那巨大的保温箱像一座移动的小山，笨拙而坚定地向前移动着。车轮碾过土路，发出沉闷的声响。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有好奇，有担忧，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父亲那沉默的背影和那个粗陋却凝聚着心血的保温箱，像一幅沉重的画，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那一天，对吴普同来说格外漫长。教室里闷热依旧，蝉鸣刺耳。他努力听着课，思绪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村外。父亲推着那么重的箱子，顶着烈日，走街串巷，会有人买他的冰糕吗？那箱子真的能保温吗？冰糕会不会化了？会不会被村里那些调皮孩子笑话？一个个问号像小虫子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下午第二节课是自习，教室里更加闷热难耐。同学们无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用书本扇着风，汗津津的脸上写满了烦躁。就在这时，教室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周建军老师。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吴普同猛地抬起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口站着的，竟然是父亲吴建军！

他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肩膀上搭着一条用来擦汗的灰毛巾，浑身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湿的布料紧紧贴在结实的背脊上，勾勒出清晰的肌肉轮廓。裤腿上沾满了尘土和泥点。他手里正吃力地抱着那个巨大的、笨重的自制保温箱！箱子似乎比早上更显沉重，压得他微微弯着腰。脸上被晒得通红发亮，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淌，在下巴处汇聚成珠，滴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他站在教室门口，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眼神快速地扫视着教室，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吴普同同学，你父亲找你。”周老师的声音平静地响起，打破了教室里的沉闷。所有昏昏欲睡的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门口，聚焦到吴普同父亲和他那个怪模怪样的箱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