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的事迹被大力宣扬，成为“为国献身”的楷模，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员和青年学子。但另一方面，一种隐晦的、带着悲观的论调也开始在部分人群中滋生、流传。

“搞科研……太危险了……”

“投了那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就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

“还不如多造几辆‘龙吟’战车实在……”

甚至有人暗中质疑，将如此多的精英和资源投入到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前沿科技，是否值得？这种声音与之前质疑新政的暗流悄然合流，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消极情绪。

霍聿枭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罕见地没有谈论宏图大略，而是提起了陈源。

“陈工走了，很多人心里不好受，我亦然。”他的声音低沉，“有人问，值不值？我想，陈工在推开助手、护住晶片的那一刻，心里想的，绝不是‘值不值’。”

“他想的，是‘必须成’。”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栽树的事。可能我们看不到树长成参天的那一天，但我们的后人，可以。这就是值！”

他的话语掷地有声，暂时压下了杂音，但潜藏的纷争与迷茫，并未完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