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空，缓缓说：“不是随机的。他们是社会上看不见的人。没地址，没亲人联系，丢了也不会有人报案。这种状态最容易被人利用——就像垃圾一样，没人捡，也没人管，谁都可以悄悄拿走。”

李悦突然出声：“查到了。这家机构名义上是民间公益组织，叫‘暖阳之家’，实际出资方是一家叫‘恒源物流’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十年前注册时的法人代表，是周雄的堂弟。”

我和赵勇对视一眼，心里同时一沉。

“又是猛虎帮。”赵勇冷笑一声，拳头不自觉攥紧，“打着救助的旗号抓人，转手就送进地下实验室做人实验。真是好手段。”

“不止是抓人。”我点开Z-1的轨迹图，把他人生的关键节点列出来：工厂裁员→租房到期→街头流浪→进入救助站→失联。“你看他的生活线：失业、流离、求助、被骗、囚禁。每一步都在往下掉，没人拉他一把。等到走投无路，随便一个‘好心人’递来的饭盒，都能让他跟着走。”

李悦听着，手指慢慢停下，目光落在那一行行断裂的时间轴上。

“所以‘回声计划’选中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放弃了。”她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没人接话。

窗外传来早班警员的脚步声，皮鞋敲地的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有人笑着聊昨晚的球赛，有人抱怨咖啡机坏了。日常的喧嚣透过玻璃传进来，和屋内的沉重形成鲜明对比。

我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了一条向下的斜线。在线底端写下三个字：Z-1。

“失业、流离、收容、诱骗、囚禁。”我一边写一边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是五个受害者的共同路径。第六个信息不全，但从脑波来看，也是长期营养不良、严重缺乏维生素的状态。”

赵勇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忽然问：“你是不是想查更多？”

“我想知道，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我说，“那些没名字、没地址、没人关心的流浪者，会不会已经有下一个被盯上了？他们可能正睡在桥洞下，蹲在便利店门口啃冷馒头，而某双眼睛已经在暗处标记了他们。”

李悦抬头，眼神坚定：“我可以做个模型，用低保记录、救助站登记、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做交叉分析，筛出高风险人群——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无固定住所、多次露宿公园或车站的，列为一级预警对象。”

“不只是筛。”我补充道，“我们要建预警机制。一旦发现符合高危特征的人，就自动推送给辖区派出所核实，安排临时安置，必要时启动心理干预。”

赵勇皱眉：“可这不是刑警队的事。咱们管破案，不管安置。”

“但如果不管，他们就会变成下一个实验品。”我指着白板，“我们抓了周雄，毁了据点，可只要还有人在黑暗里爬行，这种事就不会停。犯罪不会停止，只会换目标。”

李悦轻声说：“昨天夜里，我翻了一遍所有受害者的脑波日志。他们在昏迷期间，大脑反复播放同一段记忆——不是痛苦的画面，不是刑具，也不是恐惧的表情。是家人的脸，是吃饭的桌子，是小时候上学的路。他们在梦里拼命抓住这些，好像只要记得，就不算彻底没了。”

她顿了顿，声音有点抖：“他们不是不想活，是没人告诉他们还能活。”

会议室安静下来。墙上的钟指向七点十八分，秒针滴答作响，像在数着时间的重量。

我拿起笔，在白板空白处郑重写下一句话：“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

赵勇沉默片刻，掏出手机拨了个号：“我联系老城区片警，让他们调最近半年辖区内露宿人员登记表。另外，我去趟民政局，看看能不能拿到近三年救助名单。”

李悦也重新戴上耳机，开始编写数据比对程序。她的屏幕分成三块，一边跑身份匹配算法，一边接入城市监控网，第三块正在生成一份公开寻亲公告的模板。

“我把六个人的照片脱敏处理后发出去。”她说，“面部细节模糊化，保留基本轮廓和衣着特征，配上简短描述。也许有人在找他们。”

我没反对。有时候一张脸，就能唤醒一段被埋葬的关系。一个母亲看到相似的身影，会想起多年未归的儿子；一个妹妹认出哥哥常穿的夹克，便会报警追问下落。希望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某个深夜刷手机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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