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计就计。他要写的，不是一份辩解书，而是一份“检讨”，一份长达万字的、足以震动整个汉东政坛的、特殊的“检讨”。

……

他开始动笔。

笔尖划过稿纸，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仿佛所有的文字，早已在他那重生归来的灵魂中，酝酿了千百遍。

他写的不是一份简单的个人情况说明，而是一篇充满了深刻自省和宏大叙事的政治檄文。

在这份题为《关于我个人成长经历及相关历史问题的深刻检讨与说明》的文件中，他没有回避任何一个“污点”，反而将它们当作案例，进行了一场近乎残酷的、淋漓尽致的自我剖析。

关于“膝盖”：他坦然承认了那场惊天一跪。

但他没有将其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软弱，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制度性的悲剧。

他将自己的个人之耻，巧妙地转化为对赵立春时代那种“权力通吃”的旧有政治生态的深刻批判。

关于“程序”：他坦然承认了自己在扳倒李达康的过程中，采取了某些“非常规手段”。

“……我承认，在处理‘9·23’案和后续一系列案件中，我作为总指挥，在某些环节上打破了常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京州，常规的程序，早已被腐败分子利用，变成了他们对抗组织审查的‘护城河’和‘挡箭牌’！当规则本身，已经成为保护邪恶的工具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忠诚的人民卫士，就必须有敢于打破牢笼，去擒拿猛虎的勇气和担当！”

“我检讨我的‘不讲程序’，但我更要呼吁，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更完善、更高效的监督机制，让程序真正为正义服务！”

他将对手攻击他的“程序瑕疵”，升华到了改革现有监督体制的理论高度。

关于“道德”：在文件的最后，他进行了深刻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