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他认为世界是荒唐的。人们都希望世界是有序的，而现实世界恰恰不如人所愿，尽管有人经过努力建立了表面上的秩序，但它仍会在种种私欲和腐败面前实际上处于荒唐。

二是人们面对这一荒唐世界可以自由地选择并承担后果，自由选择是意志最基本最重要的体现。

三是经过自由选择，人们应该对旧世界进行抗争，直至建立新世界，而这种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文字。

萨特的存在主义不仅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哲学家，也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家。

在“萨特世纪”的作家中，除了萨特外，还有著名作家波伏娃（萨特的终身情人）、加缪、萨冈、杜拉斯等人。

我原来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只是懂点皮毛，也不完全赞同，但对他敢于反抗旧世界、拯救人类灵魂的勇气和智慧有所欣赏。听了凯瑟琳深入浅出的解析，我决定好好研究一下“萨特世纪”这个派别。

有凯瑟琳作为同班同学兼室友，我就不感到孤独了。但是，她身上怪事连连。

她每周总有一两天时间不去上课，既不向学校请假，也不告诉我她去干什么。晚上回宿舍很晚，有时疲惫不堪，有时兴奋不已，有时甚至夜不归宿。

对于她这种怪异行为，我出于关心，几次想问，但又怕这有可能涉及到她的隐私，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凯瑟琳有时也想告诉我什么，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总是欲言又止。

这样的局面拖了几个星期，我俩之间就像被一层雾障隔着，关系不像原来那么亲密无间了。

要说巴黎四大的教学方式也真独特开放。

原来的教学计划是按作家和流派出现的时间顺序来讲课的，但因为不久就要在巴黎四大召开“萨特世纪”文学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加之许多同学的建议，竟把原来放在最后讲的“萨特世纪”放到了最前面来讲了。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时常在班上组织自由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

亨利.莫泊桑老师，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副教授，也与我们一起平等地讨论。他从不武断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仅是有时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加以点评，那也只是作为讨论的一种意见。这大概也是在中国缺少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方法吧。

倒是坐在我后座的男同学伊万.托马斯常常与众不同的观点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

多数同学认为，萨特是用哲学来写文学，并缔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

而伊万.托马斯却认为，萨特是用文学来写哲学，文学在这个思想领袖看来，只是一种途径或方法。他之所以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他厌恶这种虚荣，还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质就是哲学家。

多数同学对萨特和波伏娃的永久性情侣关系深为钦佩和向往，认为这是常人难以做到却又值得憧憬的。

而伊万.托马斯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萨特和波伏娃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自由的权利，固然值得尊重，但不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膜拜，否则就没有美好的爱情结局，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秩序也将混乱不堪。

伊万.托马斯比我大三岁，长得高大帅气，像一个中法混血儿。

他那纯净的蓝眼珠和挺拔并带点鹰钩的鼻子像法国人，但浓密的黑发和黄中微微泛白的皮肤又像中国人。

因为他穿着朴素，开的车是价格不太高的“大C4毕加索”，加之他常有同情平民的言行举止，我估计他的家境一般，这也拉近了我与他的心理间距，我从无意到有意地发觉，他似乎默默地注视着我，在我学习和生活遇到困难时，他主动帮助我，但又看不出他有任何不良企图。

我与他的接触逐渐由矜持发展到比较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