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靠着脑海中残存的数学公式和妻女的模糊面容支撑着自己。

他曾试图利用自己的知识改善开采方法，以减少无谓的伤亡，却立刻被工头斥为“别有用心的破坏”，招来一顿毒打。

休息的哨声短暂响起（如果这能被称作休息的话）。

流放者们挤在背风的雪窝里，分食着一点冰冷僵硬的黑面包和稀薄的菜汤。一个年轻的鞑靴人男孩，因为偷偷藏了一小块准备晚上吃的面包，被监工发现，当场被吊起来鞭打至昏厥。

安德烈闭上眼，扭过头去。

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但每一次，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又死掉一部分。

夜晚，是比白天更难熬的折磨。

拥挤、肮脏、充斥着汗臭和病气的营房里，鼾声、咳嗽声、梦呓声和压抑的哭泣声交织。

跳蚤和虱子肆无忌惮地啃咬着人们早已不堪重负的身体。

安德烈借着通风口透进的微弱月光，偷偷用捡来的炭笔，在一块勉强找到的平整木片上，记录着什么。

不是日记，而是他观察到的一些数据：每日开采量、消耗的工具、倒下的同伴人数、监工换岗的规律、运输车队到来的时间……这是他作为一个工程师最后的职业习惯，也是一种无望的抗争——记录下这残酷的真相。

“记这些有什么用，安德烈？”

他旁边铺位的一个老矿工，曾是沙俄时代的政治犯，现在又成了炎国的流放者，声音嘶哑地问，“没人会看到的。我们都会烂在这里，像木头一样。”

“总会有人看到的。”

安德烈低声说，更像是在说服自己。